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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经济四十年高峰论坛暨第七届中国传媒经济年会综述

文章出处:皇家赌场网址hj3737 发表时间:2019-05-16 15:50
中国传媒经济四十年高峰论坛暨第七届中国传媒经济年会综述

 来源:《新闻爱好者》2019年第3期

2018年12月8日,中国传媒经济四十年高峰论坛暨第七届中国传媒经济年会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传媒经济理论与实践创新”。本次论坛由中国传媒大学主办,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传媒经济研究所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媒体学院、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四川大学传媒研究中心、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大学传媒研究院协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暨南大学、重庆工商大学、北京体育大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网、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社会科学网等单位的20多位嘉宾和领导出席了本次论坛。来自全国多所院校的专家、学者和硕博研究生等180多人参加了此次论坛。

一、继往开来:传媒经济四十年的过去和未来

在12月18日上午的嘉宾致辞和主旨演讲环节,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国传媒经济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与成就、媒体融合、西方媒体的回归与流变等议题发表了观点。

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总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勇先生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广播电视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四级办台、四级混合覆盖”和广播电视宣传改革、20世纪90年代有线电视卫星广播电视开发应用和广播电视全面数字化、21世纪初传媒体制改革、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逐步兴起等变革。目前,新媒体的兴起,传统媒体出现了生存危机,同时新媒体也在倒逼传统媒体加速自身改造,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这将重构媒体格局。针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黄勇认为需要在机构调整、集中资源、调整人才结构等方面着手。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周鸿铎总结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传媒经济五方面的主要研究成就:(1)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经济体系;(2)揭示了传播媒介的基础功能;(3)揭示了互联网传媒功能的源泉;(4)揭示了信息技术体系的本质是正常人体质结构的外化;(5)预测了传媒经济理论研究的未来走势。周鸿铎教授认为传媒经济学的结构体系主要包括传媒基础理论、传媒二重性理论、传媒规律理论、传媒人文理论、传媒发展路标理论、传媒发展前瞻理论等内容。周鸿铎教授认为,40年来传媒经济发展的主要路标有传媒二重性、传媒产业化、传媒融合化、整体传媒文化、大传媒理念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并指出未来媒体的发展趋势是主流化、智能化、融合化。

中国教育电视台副总编辑、《教育传媒研究》杂志总编辑张志君认为,互联网的发展给新闻传播领域带来了技术上的去中介化和去行政化、非专业的专业化、专业的非专业化等问题。他总结分析了传媒经济的党性原则、人民性的思辨性、发展的高标准性、创新的可控性、增长的包容性、供给侧改革、改革的坚定性、开放的安全性等内容。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昝廷全认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系统时代,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应该加以拓展,系统拓扑问题、信息传播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物联网等议题应该进入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视野。

《传媒经济蓝皮书》主编、中国传媒大学传媒经济研究所所长卜彦芳教授携研究团队发表了《延续与变革:中国传媒经济研究四十年回顾与前瞻》的主题报告。报告梳理了中国传媒经济学科研究的四十年历程,并对2018年研究热点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总结和展望。她指出,传媒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1978—1992年为萌芽期,在研究上开始探讨传媒的经济属性,学科属性仍未明晰;1992—2002年为初始期,研究逐渐活跃,独立学科意识开始觉醒;2002—2012年为成型期,传媒经济学成为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的二级学科,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趋向丰富化、多元化,研究框架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体系;2012—2018年则是发展期,研究“三论”兼备,学科构建凸显中国特色。另外,数据分析发现,2018年传媒经济研究的热点包括媒体融合、智媒时代、版权治理、大数据、移动优先、耳朵经济、算法伦理、知识服务、短视频、感知体验等十大关键词。

二、学者视点:媒体融合,挑战与机遇并存

在主旨演讲和圆桌对话两个环节,来自学界和业界的专家、学者围绕媒体融合表达了各自的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黄楚新教授认为,在新媒体环境下,媒体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了拓展,短视频、网络直播、互联网经济等新内容都可以进入传媒的研究视野。他提出了媒体融合背景下媒体经营呈现出的三大趋势:(1)转变发展战略,完善产业链条,打造传媒集团;(2)探索跨界合作,搭建服务平台;(3)运营产业资本,逐利长尾市场。此外,黄楚新教授认为县一级媒体发展状况不容乐观,中央级媒体在地方的落地也正在吞噬地方媒体的生存空间,地方政府需要在媒体融合的过程中提高媒体的公信力。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博士生导师支庭荣教授认为,媒体融合不仅是一种顶层设计,也是一种媒体的自我革命,需要来自基层的经验做支撑。当前的媒体融合正处在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向“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转变,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的关键时期,需要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判断媒体融合的尺度一是要看用户规模是否扩大,是否产生了有持续影响力的新媒体产品;二是要看是否推动了传媒业态的演化和新闻业务改革;三是要看对新闻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是否产生了正面影响。支庭荣教授认为媒体融合是一个建设现代传播体系的过程,是国家发展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部分,新型主流媒体是偏技术密集型的媒体,而不是资本密集型的媒体。新媒体最大的特征是资本和技术的复合,当前的媒体融合面临着资金和技术短缺、版权保护不力等问题。目前的媒体融合出现了几个标杆性的媒体产品,但盈利依然艰难,中央厨房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成为当下的行业热点,推动媒体融合,需要在智能化、平台化、社交化、网格化等方面着手。

四川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朱天教授认为,传统媒体是通过提高覆盖率或接触率来获得相应市场收益的,在当前的媒体环境下,渠道过剩,优质内容和用户资源都面临着稀缺问题,传统媒体的生存方式难以为继。目前的媒体融合是在没有理论支撑、没有顶层设计、没有成熟的市场模式的情况下的经验主义的探索,缺乏“首”部的体制机制改革和“尾”部的用户资源支撑,媒体的“中央厨房”建设还无法实现常态化的运营。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需要解决机制匹配、技术匮乏、产品创新、人才短缺、用户缺失等问题,实现互联互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媒体学院执行院长、博士生导师漆亚林教授认为,在“后真相”时代,重归高品质的内容生产,创新呈现方式是西方媒体重新找回媒体公信力的重要举措。西方媒体试图通过建设性新闻、凸显权威信源、创新传播语态等做法,重建受众信任。此外,随着智能媒体技术的普及和升级,媒介融合出现了新的业态。西方媒体和平台的合作也出现了降温的趋势,商业模式重构初见成效。如何进行媒介治理,纠正媒介技术中心主义导致的传播失范,寻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重构媒体价值,是当下需要解决的问题。

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蔡敏教授认为,新闻传播学是“人学”,要避免技术崇拜。目前,媒体融合有局部的突破创新,但过程比较艰难,媒体融合在不同的层级表现出不同的问题,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要考虑如何为当地服务的问题,省、市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要考虑赢利问题。融媒体的建设要从组织变革、内容创新、平台构建、活动拓展等几个方面着手,要充分发挥融媒体中心的关联带动作用。媒体的商业变现要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四个角度综合考虑,寻求适当的商业模式。

三、业界透视:媒体融合的新进展和新模式

在主旨演讲和圆桌对话环节,来自学界和业界的专家、学者围绕“媒体融合新进展·新模式”这一议题展开对话。

成都广播电视台副台长陈海泉先生结合《成都商报》的媒体融合实践,认为媒体融合应该掌握好战略节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面对移动互联网的冲击,《成都商报》重点打造了红星新闻、每日经济新闻、谈资等三个新闻品牌,每个品牌各有侧重,红星新闻侧重深度调查和评论,每日经济新闻侧重财经新闻,谈资侧重年轻人的轻松娱乐社交。陈海泉认为地方性纸媒在媒体融合过程中要深耕区域,专注刚需,并结合四川名医、成都儿童团等实例,分享了项目化、资本化、公司化的新媒体内部创业经验。

刚从业界转任北京体育大学体育赛事制作与转播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李岭涛教授认为,受众的年轻化、广告收入的断崖式下跌、技术基因的短缺、新媒体的冲击等因素叠加造成了电视媒体的困局。5G时代的到来是电视媒体的最后窗口期,5G不仅是一项技术,更是把电视媒体由单一功能转化为复合功能、由单向传播转变为双向传播的工具,是电视媒体与受众发生深层次关系的渠道。5G技术具有速率快、智能化、信号质量高等特点,会带来外部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媒体界限的高度模糊、受众需求的高度多元化、技术压力的高度现实化等问题。5G技术能够给用户提供信息、娱乐、生活、体验等全方位、多层次、贴身式服务,带来生活即内容、关系零距离的体验,电视媒体应该抓住5G技术,挖掘受众需求,加强场景营造和关系构建,重塑家庭感这一电视媒体的核心竞争力。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副主任、人民在线副总经理、智库中心主任单学刚分享了舆情产业发展的背景、内涵和历程,并指出媒体、高校科研院所、技术类公司、公关咨询公司、党政舆情部门等五类机构构成了当下舆情研究的基本格局。单学刚认为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多数舆情热点事件不再是单一的中心发散式传播或一般性的串联型传播,而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新媒体与新媒体之间、显性传播和隐性圈层传播之间交融互动,以最快速度实现最大范围扩散,迅速酿成公共事件。个人无法实现全面深度感知海量信息和缺乏舆情研判经验,舆论环境错综复杂,非专业机构舆论引导能力薄弱等因素叠加凸显了专业舆情机构的价值。单学刚结合实例,分析了媒体开展舆情研究的优势,并指出大数据在媒体融合过程中的作用,媒体用户分析、传播效果评估、新闻传播产业链的重建、综合研究利用等都需要大数据来支撑。单学刚认为媒体应该拓展数据利用,做党管数据的开拓者和践行者。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人力资源部副主任王浩洁结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实践,分享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平台建设、生产流程改造、平台对接、用户数据处理、内容生产机制改造等方面的做法。他表示,目前的传统媒体依然存在体制机制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束缚,时政类新闻节目导向明晰,要求提高党的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但传播手段不明,存在许多交叉地带,需要全媒体来争夺资源。非时政类节目存在一定的可操作空间。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今晚报》事业部出版视觉部主任王爽分享了海河传媒中心的探索实践。鉴于前期媒体融合各自为战、资金短缺的局面,前不久,天津市将天津日报社、天津日报报业集团、今晚报社、今晚传媒集团、天津广播电视台等单位的职能进行整合,撤销天津日报社、今晚报社、天津广播电视台、天津广电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组建了天津市委直属的事业单位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深度推进报纸、广播、电视等不同媒体的融合。王爽认为各自为战,利用原有媒体嫁接互联网技术的融媒体实践并不成功,融媒体建设需要推进组织变革、管理变革和机构转型。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学术部主任张君昌先生认为,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的改革是把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融为一体的尝试,改革的力度空前,但效果有待实践检验。媒体融合应该鼓励创新,建立容错机制。目前媒体融合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融媒体的建设过于激进,投入成本过高,效果不太明显;二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缺乏资金,缺乏顶层设计和技术标准,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稳步推进,避免好高骛远。

人民日报研究部编辑耿磊认为,媒体融合的下一步是迈向智能媒体,实现万物互联。智能媒体具有以下特征:技术逻辑和商业逻辑结合激发社会需求;智能媒体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贯穿新闻业务的采、编、发全流程;智能媒体能够实现信息与用户的高效精准匹配。智能媒体会带来新闻价值判断缺失、信息茧房、侵犯用户隐私等伦理问题。未来,智能媒体的发展需要智能互联,需要开放合作,更需要人去引领技术和人文价值的注入。

青岛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融媒体报道记者杨大为结合青岛广播电视台的融媒体实践,提出了融媒体建设面临的问题。他认为,媒体融合要求记者具备复合型素养,但记者实际收入不高,这就挫伤了记者的工作积极性;广播电视面临海量网络资源的竞争,短期内没有向好趋势;盈利能力变差,人均收入降低,人才流失严重;广播电视的盈利模式难以复制到移动端。

圆桌对话环节结束以后,本次会议还进行了青年学者论坛、博士生论坛和研究生论坛等三个环节。与会的青年学者、博士生、硕士生围绕智能媒体、媒体融合转型、媒体新业态等议题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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